王柯平:墨荀乐辩

admin 大圣娱乐 2019-09-02 22:14:15 6866

  

  文章来源:《哲学动态》2011年6期

  

  华夏古时,乐合诗舞,三位一体,彼此紧密联系,相融无间。①无论是祭天拜祖的庙堂礼仪,还是祝颂尊者的燕饮称觞,乐舞均不可或缺。其编排与表演,关乎礼制尊卑、等级秩序。天子至尊,为其演乐者共六十四人;诸侯次之,为四十八人;卿大夫居末,为三十二人。这些仪节载于典章,行诸朝堂,天长日久,已成定规。然而,随着周室王朝衰落,礼崩乐坏,名器仪制之滥,为末世一大征兆。此时,大胆逾矩者不在少数,其中不乏地方豪强或位极人臣者,他们借乐舞之名,行犯上之实。此类骄矜之气与不臣之心,引致僭越之风,达到“孰不可忍”的程度。②有鉴于此,古时先哲审乐论礼,各抒己见。要其指归,约分道德与社会两途:前者论其道德功用,旨在感化人心;后者论其社会规范,旨在谐和人伦。沿着修身淑世这一主旨,相关乐论逐渐深入,不同意见应运而生。在此问题上,墨子和荀子代表两种尖锐对立的立场,各自观点集中表现在《非乐》和《乐论》两文之中。墨子批儒非乐,企图成一家之言;荀子作为儒家代表,自然因应时势,挺身予以反驳。墨子崇俭尚用,反对礼乐铺张,持消极功利主义立场。在他看来,音乐创作、表演和欣赏皆属无用之举,于饥寒冻馁等实际民生问题一无所益,徒添劳民伤财之恶果。荀子贵乐重礼,力主人文教化,持积极功利主义立场。在他眼里,音乐具有广泛的社会功效,不仅有助于陶冶人心,调节人伦,而且有助于移风易俗,治国安邦。墨子之所非,荀子之所是,彼此观点针锋相对,掀起一场跨越历史时空的音乐论辩。本文将对这两种观点进行剖析,由此探究两位先哲对待音乐问题的深意所在。

  

  一 墨子的消极功利主义

  

  先秦显学,首推儒墨。当时,墨家的世态人心之论,与儒家的相关思想分庭抗礼,形同水火。墨子对儒家思想的攻讦,主要为四点:第一,儒家不信天帝鬼神,导致“天鬼不悦”;第二,儒家坚持厚葬,要求父母去世子女守丧三年,此类礼数浪费民财和精力;第三,儒家“盛为声乐以愚民”,结果只有贵族沉湎声色,大讲排场,奢侈腐化;第四,儒家主张宿命论,造成民众怠惰顺命,不思进取。③

  为了匡正儒家学说的流弊,墨子教导其弟子魏越五条治国原则,即:国家昏乱,就教其尚贤尚同;国家贫穷,就教其节用节葬;国家好乐贪酒,就教其非乐非命;国家滛僻无礼,就教其尊天事鬼;国家务夺侵凌,就教其兼爱非攻。④墨子非乐不遗余力,力主苦行节欲禁乐。他曾断言,音乐作用消极,滋生种种弊端。⑤至于乐之无用,主要源于三途:其一,音乐无法为人民提供福利,更无助于增添社会物质财富。如“舟用之水,车用之陆,君子息其足焉,小人休其肩背焉”这类民生养息公益,音乐一无所与;对于解决“饥者不得食,寒者不得衣,劳者不得息”等“民之三患”,音乐更是无能为力。于是,墨子声称:“然即当为之撞巨钟,击鸣鼓,弹琴瑟,吹竽笙而扬干戚,民衣食之财,将安可得乎?即我以为未必然也。”⑥其二,音乐无法解决社会混乱问题。墨子之时,恰逢乱世,“今有大国即攻小国,有大家即伐小家,强劫弱,众暴寡,诈欺愚,贵傲贱,寇乱盗贼并兴,不可禁止也。”如此一来,“天下之害,将安可得而治与?”若依靠音乐救民于水火,无异于痴人说梦。⑦其三,音乐虚耗民财,使人希望落空,此乃音乐为害最甚之处。在墨子看来,举凡作乐,必然“厚措敛乎万民,以为大锤鸣鼓、琴瑟竽笙之声,以求兴天下之利,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”⑧。

  论及音乐演奏及欣赏活动,墨子认为这同样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。一方面,音乐需要大量年富力盛者去训练演出,这批人本应从事社会生产,现今却为王公贵族的一时享乐,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虚耗一空。诚如墨子所言,“今王公大人,唯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,锺犹是延鼎也,弗撞击,将何乐得焉哉!其说将必撞击之,惟勿撞击,将必不使老与迟者。老与迟者,耳目不聪明,股肱不毕强,声不和调,明不转朴。将必使当年,因其耳目之聪明,股肱之毕强,声之和调,眉之转朴。使丈夫为之,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;使妇人为之,废妇人纺绩织红之事。今王公大人,唯毋为乐,亏夺民衣食之财,以拊乐如此多也。”⑨王公贵族作乐,殃及普通百姓,致使男不能耕,女不得织,无奈忍受剥夺,虚度年华,最后落得“人财”两空,一事无成,此乃国家乱、社稷危的前兆。另一方面,乐舞演出讲究美貌美观,需要吃好穿好,这必然耗资靡费,消耗社会物质财富。对此,墨子以具体事例为证,抨击好乐求美的糜奢之风。如他所言:“昔者齐康公,兴乐万,万人不可衣短褐,不可食糠糟,曰:‘食饮不美,面目颜色,不足视也;衣服不美,身体从容丑羸,不足观也。’是以食必粱肉,衣必文绣。此掌不从事乎衣食之财,而掌食乎人者也。”⑩由此衍生的恶果,不能说不严重;墨子的这番忧思,不能说无道理。

  显然,在关注民生的墨子眼里,喜好作乐所引发的连锁性弊端,危害甚巨,不仅浪费时间精力,而且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事务和社会生产。那些喜欢音乐的人,大多为了耳目之娱,放弃自己的本分,贻误自己的职责。如果他们一直沉湎于声色之中无法自拔,不但荒废正业,甚至会变得懒散不堪,这一切将会使整个国家逐渐衰落以至崩溃。墨子把这种民将不民、君将不君、臣将不臣、国将不国的潜在危机,全然归咎于作乐演乐和赏乐活动,虽然是为其非乐之说提供论证依据,但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墨子对音乐作用的极度夸大。

  

  二 荀子的积极功利主义

  

  荀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,继承和发展了礼乐文化中的精华。他认为礼乐之于人文教化、移风易俗与社会福利,均须臾不可离。在《乐论》中,他逐一驳斥了墨子非乐的观点,甚至以夸张的笔调,反其道而行之,有意将音乐视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,认为乐舞表演过程不仅展现出强大的教育功能和感染力量,而且体现出人们的思想品质与时代的精神风貌。荀子论乐,说理圆通,视野开阔,一方面着力揭示音乐的体用,另一方面深入探究人类自我表现和审美享受的深层需要。

  在荀子看来,声色之欲,与生俱来,情动于中而形于乐,“人情之所必不免也”。可见,欣赏乐舞的快感,是重要的审美体验,这表明人除了基本的物质欲求之外,尚有更高层次和更为重要的审美需求与精神需求。另外,通过乐舞艺术的表现,欢乐的情绪可以得到有效的传达,并在听众中激发起强烈的情感共鸣,藉此可以营造皆大欢喜的社会氛围。之所以如此,主要是因为乐舞的艺术形式,不只提供悦耳悦目的声色之娱,更可借助其曲折平直、繁简变化和刚柔相济的节奏,感动人的善心,陶冶人的性情,满足不同需要,谐和人际关系。乐之为乐,就在于兼有审美享受与道德教化等多重功效,其用途大而广之,理应全力倡导。诚如荀子所言,观赏乐舞表演,“君子乐得其道,小人乐得其欲;以道制欲,则乐而不乱;以欲忘道,则惑而不乐。”然墨子却执意反对音乐,委实让人不得其解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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